作者：郑立安信
1949年8月16日清晨，吴石携家眷乘军用飞机在福州上空盘旋，而后往东南方向离去。他面对逐渐渺远的福州市景，深深沉陷在告别家园的复杂情绪中，心中默念：福州，我不久就会回来！在他心里越来越明确的判断——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的问题。
而此时，他的挚友何遂根据组织的安排已在台湾执行任务，等待与他会合，谋划策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，实施重要军情、阵前起义等要事。
而他另一位挚友刘斐和袍泽黄绍竑已在北上的路上，走在通往迎接新中国的路上。之前，刘斐作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：在香港，他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策动了名噪一时的“香港起义”，发表《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》的声明，宣布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。
过不久，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、也是后来成为吴石的直接领导人万景光，受中共中央的委托，安排刘斐等爱国人士北上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
为防国民党特务破坏、阻挠，万景光为他们安排“海上秘密交通线”。刘斐、黄绍竑登上一只小汽艇，悄然驶到香港禁海，然后再转到一艘载重1000多吨、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轮船上。原来这是一种掩护的办法——因为它在海关注册是开往汉城的，所以现在就向汉城北驶，但开到山东半岛外，便向西入青岛停泊了。他们在青岛登陆，旋即改乘火车到济南，转北平。
一路上，刘斐、黄绍竑兴致勃勃。在船上，他们凭栏远眺，只见海天辽阔，波影粼粼，那月光如水、水如天的情景，真使他们心胸坦荡，明月入怀！与他们的轻松、欢愉相比，吴石则进入危机四伏的台湾，正执行特殊的使命——配合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做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，艰难而危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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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中秋吴石在台北的留影
从1949年8月16日赴台，到1950年3月1日被捕，到6月10日殉难。吴石在台湾的潜伏生涯一共有10个月的时间，这是吴石生命中最后的10个月，也是壮怀激烈的10个月。
最坚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，最成功的潜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卖而暴露。
作为潜伏者，吴石有着完美的身份掩护，虽在抗战前后以及解放战争中、末期与中共有过密切接触，但从未引起怀疑。来到台湾后，“国防部”参谋次长的身份不仅使他得以进入国民党军事机构最高决策层，更为他的潜伏增加了安全系数。
军队最高决策层成员是敌对方的间谍，这即使在最具怀疑精神的反间谍人员心中也着实难起疑心。正因为如此，朱谌之在台期间与吴石前后秘会6次，从未发现，从吴石到朱谌之到基隆码头的秘密交通员再到香港至内陆，这条情报链一直安然无恙。
有材料称，吴石进入台湾后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“密使一号”。这纯属虚构。也有资料称，吴石是战斗在台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并且是中共特别党员。这是离谱的说法，无事实根据。
事实上，吴石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但他在中华民族的关键时刻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。
对于台湾，吴石并不陌生。且作为福建人，对台湾缘更亲、情更深。
其实，在前面已提到，1945年在台湾回归前他就牵头“闽台协会”，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提前准备。早在1947年3月，他第一次来到台湾。当时，在台湾刚发生二二八事件。受蒋介石的指派，“国防部长”白崇禧率领一个由军、政大员（包括蒋经国在内）组成的代表团到台北，调查事件始末经过，进行“宣慰视察”。吴石作为代表团成员参与了全过程。
在台湾停留三星期后，白崇禧对台湾全省发表广播讲话，宣称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，将“秉持和平宽大的原则”，残暴的军事镇压至此告一段落。为平息愤怒的情绪，国民党当局准备调整台湾的主官。
这时，白崇禧极力向蒋介石推荐吴石出任台湾警备区司令。蒋介石知道白崇禧被誉为“小诸葛”并非徒有虚名，不能不多加戒备，对吴、白之间的关系早有耳闻，自然不予首肯。
吴石的台湾之行让他直接感受到进步的力量和作用。回大陆后，曾对吴长芝说：“台湾事件是倒蒋行为，有进步的作用。问题在于陈诚要掌握台湾，肯定还要用镇压手段。如果进步力量有办法派些人员去台湾工作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” 这次台湾之行，吴石与台湾结下不了情。
1949年年底，蒋介石政权的残余力量已基本集中于台湾，令这个突然拥挤的岛屿变得十分敏感而危险。这些残余力量中不乏国民党中的精英分子和忠诚的骨干人员。他们看来“汉贼不两立”，更加仇视共产党，在岛内一再掀起“反共”高潮。
台北街头、火车站、公共场所，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刑者名单的布告。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第一个字幕就是“通匪者杀”。在台湾的特务并非等闲之辈，特务之多之恶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。
原来只在台湾设立一个站的“中统”和“军统”组织悉数搬到台湾。原来只负责搞军事情报的各军种、兵种的第二处（即情报处）安信，此时也插手社会治安。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、宪兵队、警察局等，甚至连“国防部”的技术总队都在抓人、办人。
在有限的台湾岛内，横行着“调查局”、“保密局”、“军情局”、“宪兵”、“总政战部”、“国防部二厅”、台湾省警务处等多重特务体系。特务机构在各阶层、各部门、各团体遍布眼线，并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普遍设立安全室。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，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，特务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
7大特工系统中，仅就警察系统而言，其规模、权限就到了惊人的程度。全岛有10万多名警察，分属于台湾省警务处、20个县市警察局、87个分局、187个分驻所、12698个派出所、5027个警勤区，警察网遍布岛内各个角落。
加上另外系统的特工人员，台湾人民随时随地处于警察和特务的监控之中，台湾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，对中共地下组织构成极大的威胁。
据陈宝仓之女陈禹方回忆，在她每天上学的路上，常能看到呼啸而过的军车，车上站着成排被五花大绑的人士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1950年新年来临之际似有不祥预感的陈宝仓将军决定让家人撤离，移往香港。就在家人离台不到三个月，不幸就发生了，后文另叙。
这时，何遂和女儿、中共地下党员何嘉按照组织意图正在台北等候吴石的到来，策动其继续为中共提供国民党内的重要情报。
中共华东局原本打算委托何遂以其灰色身份作掩护，留在台湾工作。此前，何遂的次子何世平已在1947年由中共上海局派到台湾，在台南、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三年多，已经有很好的身份掩护。何遂的妻子与他们一家人同住。
1949年春，何世平的直接领导人张执一还专门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。5月随着上海的解放，出现一个新的情况：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，西方对共产党能否成功接管上海十分关注，外电包括港、澳媒体对上海市军管会组成人员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报道，何康及其职务——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处长上了报，其身份被曝光。
这消息传得很快，何世平的同事公开散布：“何家兄弟都是共产党。”这使何家人失去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。鉴于这种情况，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。
这段时间，吴石与何遂在台北接触频繁，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，对工作进行安排。
当时，中国大陆的战局已经明朗，蒋介石集团进入生死之局。
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已制订了乘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，于冬季立即攻取的计划。1949年3月，台湾问题在中共中央的议程里正式被提及。
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，毛泽东提出：“还要加上台湾。这地方很应该注意，有海军、空军及其他军队，有资财，很有生意做。”
当时，实际主持华东局军事的是第三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粟裕，他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五员最能打仗的战将之一。粟裕提议：“解放上海以后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，进军福建是肃清残敌的问题。”
根据中央军委的意见，指挥第二野战军的邓小平于3月14日给军中的刘伯承、李达发去电报，要求二野渡江之后“两年内留华东，不作新的机动”。
第二天，新华社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社论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》。这时候，东部成为主要对峙战。
两个月后的5月23日，形势发生剧变，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占领南京，亚洲第一大城市上海攻克在即。美国方面出于对国民党政府极度腐败的失望，没有作出任何反应，美国大使甚至留在了南京观望，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。
面对比预想快得多的军事决战胜利，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对策，经过会议研究，发出电报，要求二野准备“全军向西进军”，在西南全歼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主力；只把三野放在东南，一方面严守对外的门户，一方面准备进攻台湾。尽管分兵削弱了东部的兵力，进攻台湾的步子并没有放慢。
毛泽东要求攻击上海的三野一部承担进攻台湾的任务，一部进军福建，为进攻台湾扫清外围屏障。
5月23日，毛泽东为中央军委拟电告三野：“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，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、泉州、漳州及其他要点，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。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，即可出动。”
这一变化令三野高级将领吃惊，因为原定是一年后才进军福建。当时兵团司令员叶飞即在电报中说明：十兵团伤亡较大，且极疲劳，希望休整一个月再于7月上旬进军福建。
6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：“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安信，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。”
6月14日，毛泽东代中央军委来电同意推迟入闽，但要求：“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，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，用什么方法去夺取，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，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，请着手研究，并以初步意见电告。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，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。”
这是毛泽东正式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早电文。
应中央的要求，华东局在报告中提出了解放台湾后的组成政权人员：舒同为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任书记，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，省委、省政府各部厅、各地委、各县委的班子都已经组建，并集中进行有关台湾知识、政策的培训（后来进攻台湾没有实现，原定赴台接管的人员班底转去开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）。
同时派遣一些情报人员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潜伏下来。舒、刘都是山东根据地干部，为什么由他们来组成台湾省委，因为负责进攻台湾的是山东过来的三野，山东渤海区也是中共唯一临海主要根据地，拥有从汪伪军接管过来、成立最早的海军部队。
6月21日，毛泽东再致粟裕电报，把“准备解放台湾”列为“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”之一，并指出：
“不占领台湾，则国民党海空军基地不拔除，时时威胁上海及沿海各地；
不占领台湾，则数十万吨船只不能取得，沿海沿江贸易受制于外商航业界。”
电报明确要求：“我们希望能于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，冬季占领台湾。”这是第一次为解放台湾列出时间表。
7月，毛泽东与朱德在中南海颐年堂研讨了进攻台湾的问题。他们认为：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，掌握了制空权，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进攻台湾的战役。
7月10日，根据朱德的建议，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：“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，除陆军外，主要靠内应及空军。二者有一，即可成功，二者俱全，则把握更大。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，短期内（例如一年）是不可能的，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，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，连同现有的空军，组成一个攻击部队，掩护渡海，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。
同时须考虑一个条件，即在闽、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，即掘大山洞藏飞机。如无此项条件，则飞机不能隐蔽，亦不济事。”
8月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接见张爱萍等海军将领，布置进攻台湾任务。
毛泽东说：“台湾不解放，国家就不安宁。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，我们也一定可以解放台湾。”
两者结合起来看，当时中共既希望能够采取里应外合、分化瓦解、争取敌军起义的办法，用“较快的时间”即在1949年冬季解决台湾问题，因为这种办法在北平及后来的湖南、云南、新疆、四川都取得成功；进攻台湾没有空军支持则相当困难，需用较长时间进行准备，把最后进攻时间定在第二年夏天。
据此，7月4日，刘少奇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的报告说：“台湾、海南岛和新疆，要等待明年才能占领。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做内应，可能提早占领。”
但是情况并不比原来设想的顺利。1949年10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金门失利。11月，攻打舟山群岛再次失利。这两仗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的渡海作战敲响了警钟。
蒋介石集团只凭借台湾海峡固守台湾，而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军要跨海作战，来自内部的准确情报就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环了。
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，无论吴石还是何遂和何世平、何嘉兄妹，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。
这样，吴石确实面临人生重大的抉择。他虽然已经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。但到了台湾，因海峡阻隔，基本上中断了与中共的直接联系，也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。如果选择继续为共产党工作，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，那无疑是极大的冒险。
吴石恰恰作出甘冒斧钺的选择，主动与共产党接上关系，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，为解放台湾、实现祖国的统一效力。
吴石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一时的冲动，据何世平回忆：“我和何嘉随父亲多次在台北见到吴伯伯，谈及当前时局发展情况，这时我父亲把我的身份告诉了吴伯伯。”
可见吴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。当事人吴石好友何遂之女何嘉后来的回忆也充满深情：“八月在台北，父亲和吴伯伯接触密切。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，吴石甘冒斧钺，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。我们并在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。这段生活很特殊，由于工作关系和环境险恶，我和父亲的关系有了不寻常的变化，我们既是父女，又是为完成一个共同任务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战友。”
形势日紧，白色恐怖日益笼罩全岛。吴石一再催促何遂赶紧离开台湾。经过商量和安排，何家人分两路离开台湾。
9月初，何遂的妻子、何世平一家和何嘉从水路走，由基隆乘船到广州，然后转往香港。随后，何遂则由空中走，吴石为何遂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，亲自送何遂到机场，看他走进飞机机舱才放心地回去。
1965年，何遂在北京白塔寺自己寓所对造访的吴石儿子吴韶成谈到自己1949年年底撤离台湾时的情形声泪俱下，哽咽地说：“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，情况很不好，你父亲一再催促我赶快离开虎口，免遭不测。我也力劝他赶快离开。
你父亲对我说：'我不要紧，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样牌子掩护，你快走。’就这样，你父亲替我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，第二天亲自开车把我送到飞机场，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。你父亲和我40年之交，非同一般，情同骨肉，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，不意从此竟成永别！”
紧接着，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。经何嘉联系，由何嘉陪同吴石到港岛牛奶公司与中共上海局干部余秉熹见面，他们单独作了长谈。他们之间说了什么话，现在无从知晓，但应该做了很好的安排。
2009年5月，83岁高龄的何嘉很清晰地告诉我：两人出来后，一脸的轻松，事情进展令人满意。事后，何嘉陪吴石渡海过九龙，吴石笑着对何嘉说：“小妹，我该给你买双鞋了，为我们的事情，你的鞋都跑坏了。”吴石对何家子女，一向是很亲切随和的。这次吴石很快就回台北了。
10月初，吴石再次来到香港。何嘉再去找余秉熹。余说：“万景光已来香港，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。”
万景光时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负责人。
万景光人称“小万”。“小万”，这位在国民党“保密局”人员眼中“妖魔化”了的人物，被他的对手们称为“中共对台湾秘密工作的魔手”、“中共对台湾工作的主角”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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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过吴石的万景光
早在抗战之初，还在复旦大学学习的万景光，作为“两广同学抗敌后援会”的骨干，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，为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、向抗日武装输送募捐款和各类物资奔波，跟国民党、三青团中的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万景光奉命转移到苏（州）常（熟）太（仓）游击根据地，继续为党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万景光积极投身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，根据组织的意图，万景光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。
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科学社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，到会代表有马叙伦、周建人、许广平、雷洁琼、刘大杰、柯灵、赵朴初等26位知名人士，万景光名列其间。
1946年年底，经中共上海局研究，万景光被派往香港建立上海局联络点（办事处）。万景光到香港后，利用其父吴叠卿在香港开设的永春堂药店作为通讯联络点，并在摩利臣山道26号租房，作为宿舍和办事处；职业掩护方面，万景光通过岳父冯少山的友人、曾任“国大代表”的陈大勋律师的关系，同陈在香港德辅道合开荣记行（后改为国新公司），自任副总经理，以便公开活动。
1947年1月初，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到香港，指导办事处开展工作。后来，刘晓、钱瑛、张执一、沙文汉以及陈修良等领导同志来港后都曾在这里居住、主持各项工作。
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，刘晓返回解放区，上海局驻港办事处由沙文汉领导，办事处的隶属关系也改为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，工作重点转向对台工作，展开情报搜集与策反活动，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做积极的准备。
第二天，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李朗如（曾任孙中山的侍卫长，香港“陈李济”老板，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，他是何遂长子何世庸的岳父）家看望何遂，随即由何遂之子、李朗如女婿、中共党员何世庸陪同去见吴石。
谈完话，告辞出来，万景光又命何嘉去送吴石。
当天下午，吴石就要回台北。何嘉受万景光的委托，专门送他到启德机场，目送他离去。
回台后，吴石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。1949年10月6日（农历八月十五），吴石与妻子商议，到台北照相馆留影纪念。这些照片成为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最后影像。在照片中，仅吴石及其夫人、小儿子三人，明显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合影，但却是合家欢的缩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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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在吴石将军心里，最迟不过明年，一家人会团聚在一起，享受天伦之乐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台湾的环境日益险恶。吴石派人多次向在港我情报机构报送重要情报。这样的情报传递是极易被察觉，有着暴露的危险，也会影响到吴石本人的安全。
为此安信，万景光感到焦虑与不安。如何为吴石这位高级情报关系建立秘密联络交通，确保这条重要情报线的安全，他认真思考着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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